24日夜
按：下文是我应传媒学术网的要求写的一篇关于留学感受的文字。
接受这个邀请，从留学海外的背景出发谈谈一些对本学科的体会，我感到十分忐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所进行的联合培养项目的特殊性（双学位，但学习的时间基本上是国内和国外对半开），也因为我对海外背景本身并不十分在意，所以担心所谈的可能会文不对题。
我始终把中国问题本身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出发点。这需要一个参照系，这自然包括过去，即传统，以及他者，即西方，而落脚点则在近代直至当下的中国。在这个大的框架里头，核心是当下和不久的未来的本土问题意识，即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如何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具体的问题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方法和路径的问题。这个大的前提不能满足，对像传媒研究这样的社会科学取向的学科来说，很容易陷入知识和方法的误区。
不管是留学背景还是本土背景，真正立志于做中国问题研究的学人，都必须能够清楚把握本土问题的逻辑和事实脉络，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准确定位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问题意识，以及方法路径。所以，是否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在知识的经纬线上定位自己。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中西学术鸿沟依然存在，但我认为已经大为缩小了。况且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西南联大那样没有和平、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尚且能大师辈出，如今在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反倒乏善可陈，关键还是在于学术所属的体制所培育的学术心态、行为方式和群体氛围，在于体制所营造的话语规则是否模糊了核心问题的焦点，是否不断复制和强化了一种伪问题意识。
在澳大利亚这个西方世界的边陲地带待了短短两年不到，我的总体感觉是，与欧洲和北美一样，这已经是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政治、身份认同、文化多元化等问题占据了学术话语的中心舞台，虽然金融危机本身似乎还在提醒现代问题依然远未彻底终结。这与中国学术界面临的语境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并存的复杂的转型社会。这是一个如秦晖所言的既要WTO，也要NGO的未成型的威权市场社会。
这种语境差异，每每导致我在与海外同行的沟通上出现问题。正如知识社会学所揭示的，学术的视角往往决定于社会结构。如果把不同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状态看作是不同的结构，那么不同的结构之间的差异也会决定不同的学术关怀的焦点不同。从这个意义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部分已经后现代化，部分尚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复杂混合体。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这个存在体的巨大当量，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距离后现代性很遥远的世界。比如，当我们讨论中国农民工的处境问题时，总是面临西方批判意识的“错位”的质问。之所以错位，是因为从西方视角出发的批判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基点。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必须强调是在特定语境下这样的质询更有意义，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而在中国语境下，却并不一定如此。
西方学术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同样关照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问题，但讨论的更多是他们的身份和文化问题，是政治和经济的、同时（而且更加重要）也是文化上的公正问题。在流动人口研究方面，传媒和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所谓“流离失所”（diaspora）研究。不能说在中国语境下这些问题就不重要了，但起码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中国，由于最基本的流动自由尚处在户口制度的钳制下，最基本的劳动权利尚处在一个劳资和权力的关系不平衡的状态中，因而缺乏合理保护，因此，身份和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尚不是最最性命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批判角度出发，对中国的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会面临很多误区。在一个不被资本剥削就被贫困所苦的社会，资本再罪恶也比取消人的生存权更加人道。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情形所决定的。但同样的，这并不等于说，对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只能得出结论说，被资本剥削是唯一的结局。相反，循序渐进的通过制度变革来落实劳动权利的保障，同样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而在产业已经转型，工人阶级已经普遍中产化的西方社会，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劳工既不会被过度剥削，也不会被贫困所苦，更不存在权力与资本合谋捞取人口红利的状况。如果看不到全球化时代这样不同社会语境的差异，就会产生对现实的误读和对理论视角的误用。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说在海外学习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学术思考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不会是读多了几本英文书，多出席了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多结识了几位海外学者，而是通过这种语境和问题角度的巨大差异，来反思自己，反观我们自身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制度环境和特定地理区位给我们限定的诸种条件。我们可以把海外求学的经历本身也看做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实践，一种类似于反思性社会学的人类学观察，其目的在于进一步突出自我意识的明晰性，从而为真正的主体性的培育找到可能的出发点。这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沟通理性。跨文化交流本身也是一种通过他者视角建立主体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民族自尊性膨胀的过程，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发现他者，理解他者，宽容他者，同时也把这种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转化为对自身的再度发现、再度理解和承认。
这并不是说，研究者不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去做相对微观的行为分析和对策性研究。但学术不应当仅仅包括这些立竿见影的对策性分析，学术的终极旨趣当是知识的进步以及公共利益和人类福祉的增进。至于那些遵旧有循意识形态和权力逻辑为特定政策和利益集团写注释的“文本”，应当不再真正的学术范围列，因为它们既无法为人类的思想增进新的知识，也无法增进普遍利益，相反，它们捍卫的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权。关于这几类知识分工的差异，在西方世界是区别的比较清楚的，相反在中国，则由于价值体系的混乱和社会转型秩序的混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
说起父亲母亲，我知道些什么呢？除了诸如他们赋予了我生命，并且为我的成长付出了无法形容的代价，这样一些确凿无疑的事实之外，关于他们，我还知道些什么？
我开始惶恐起来，一种可以一直追溯到脐带被剪断的那一刻的断裂感，开始灌注了我的身体和灵魂。我突然发现，眼前这两个我至亲但早已颓老的人，对于我来说，竟是如此陌生。
究竟是什么夺去了这连接骨肉的记忆？是时间？是距离？是成长的代价？还是小乡村的舒缓与大都市的快速变奏之间的不协调？我开始悉悉嗦嗦地在记忆深处搜刮一些支零破碎的往事片段，试图拼接起一副完整的关于父亲和母亲的画面。
深夜，我坐在清贫的空间里，看着墙壁上斑驳的奖状和旧挂历。父母已经沉睡。风在寂静的四野飞驰，时间仿若静止。是的，多少年前，无数个日子对我而言就是这样静止的，而父亲和母亲就像是永远不老的守护神，呵护着我，以他们清贫的爱和尚能恣意挥洒的青春呵护着我。
他们赐予我的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奔波是丈夫的宿命，而持家是妻子永远的职责。这个图像的色调三十年来一直如此，如果忘记时间终有一天会把生命推入虚无的话，那么这个“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生活似乎会永远如此。
每天，父亲拖着衰老的身躯，骑着那辆咣里咣当作响的老自行车，从暮霭里归来，而母亲一定会在烟雾缭绕的厨房准备晚餐。是啊，无数个日子都是如此，从记忆中萤火纷飞的夏夜，我和堂姐绕着牵牛花唱着王二小，到晴间多云的昨日，和狂风大作的此刻，都是如此。不见的是与牵牛花一起逝去的夏夜，以及父亲和母亲的青春。
父亲是喜欢夏夜的。他喜欢洗完澡，躺在竹床上，和我一起看天空里的银河，我们一起想象星辰间那不同于我们所属的这个凡尘俗世的另一个人间，月亮上的玉兔、吴刚和嫦娥，远处延伸到邻近村落的路间散落的坟场里的游魂是否去了天堂，以及附近小镇中心的那片湖泊里飞上云霄的白龙如今会在何方。那是一些充满了魔幻色彩、有点令人神往，又有点恐怖的夏夜。
而母亲不同，她的世界除了厨房和自己的七亩三分地，就是整个大地、河流、动物和自然的各种奇妙变化，她有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有属于她自己的不同的世界和历史。父亲奔波在尘土里，但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星空，而母亲的眼睛却永远朝向眼前最朴质的事物，可能是一粒米、一缕炊烟，一次寻常的春雨，也可能是亲人的一声咳嗽，或者窗口的一只云雀。
我常常想，一个人的心灵究竟可以容纳多大的世界？父亲告诉我，是整个星空，母亲却告诉我，灵魂只是方寸之间的事。父亲说，人生是那广袤的远方，是路，是山，是随风而去的云。而母亲却告诉我，人生就是体温，是接触，是记录时间的皱纹，是微缩的人世间。
江**纺厂成立了保持党员先进**国主义学习小组，在江**路管理局协助下，通过宝**士公司，与蒙牛酸酸**山分销点组成了开放**互式的讨论组，认为google退出中国事件赤裸裸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群众***。
如果你看到这段匪夷所思的话，请不要费解，请不要惊讶，因为经过了真理捍卫系统二十七层道德净化，你看到的是一段据说无比纯洁的中文——即便这段话中的梅花符号，只是这个契而不舍的制度的一次小小无意之作而已。
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语言史上的一朵奇葩，这段话不仅体现了我们时代语言与政治的重大秘密，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制度伟大的唐吉珂德精神。它的顽强意志，驱使着它向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语言宣战，对着人民的道德这架风车，勇往直前。它的眼神充满对肮脏字眼的仇恨和不屑，它对精神净化的需求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要把人民嘴上的每一个词语都里外三层洗刷刷，并且以为这样世界就和谐、人性就高尚了，那种维持在虚伪臣服层次的权力结构就将万代永固了。
可惜，词语与道德从来就不是必然关联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之士，却往往惨败于他们的下半身；而市井小民满口污言秽语，却操守端正、实诚为人。但如今这自认为掌握了宇宙间唯一真理的制度，却要把这无耻和道德的天平颠倒过来，把道德变为任由自己强奸的妓女。甚至向祖先馈赠的语言开战，上演这史无前例的荒唐剧，也在所不惜。
布迪厄说，一切斗争都是词语的斗争。词语事关重大。在这个神奇的国度，词语不仅事关道德廉耻，更事关对是非曲直的定义是被权力肆意扭曲还是坚持名实相符，同样事关如何防止权力对民意的强奸这一最大的不道德。在这场斗争中，污言秽语被悖论式地宣布为符合人性的道德的同义语，而假借道德之名强奸道德的伪道德则被永远推入无耻的行列。
词语必须被捍卫，正如出自真正人性的美好道德同样必须被捍卫一样。
回到北京，宛如回到一个新的残酷的现实。这不仅是极度寒冷且干燥的自然环境的严酷，更是人们的生存状态所折射出的世态。依旧是熙熙攘攘、凌乱而灰色的街头，被污染的大气，疯涨的房价，卑微的生命如蝼蚁般挣扎在生命线上，权力和制度的操纵依然隐匿在茫茫的人潮和高速旋转的都市神话背后。
朋友们依然是热情万分，自然少不了前后相继的宴请叙旧。正是有了这份感情的真实感，才让人觉得飘荡在街头和每个角落的严酷，并不是那么不可忍受。即使这时代转型中日常的每个细节都充满无限的艰难，但这毕竟是自己精神的土壤和身份的纽带所系之处。这的确是我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任何权力修辞的感召力，而只是因为这里有那些与我的生命相互交错的鲜活的心灵，有父母亲们所走过的路、耕耘的土地和创造过的历史。
一个人应当有这样一种公共的生命，才能使他的个体生命变得丰富和完善起来，尽管他必须警惕那些遍布空间的权力陷阱。一个具有强烈个体意识的人，也只有在这种独立清醒的公共意识中，才能完善他的生命。通过回到这没有希望但也不绝望的现实，我希望我是这样一个人。
@ 2009年最后一天写下下面这篇日记。
2009年的末梢，我以及那千万个“80年后”中最年长的一批人，将彻底走到二十几岁人生青春年华的终点。人生中最纯洁美好的青春将彻底逝去，迎接我们的应该是一个健壮而美好，不再充满幻觉、脚踏实地的未来。我们应该带着的是“三十而立”的稳健步伐，面对人生和这个国家的一个新阶段。
但就在这个年份，在艰难转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的这一页，充满的是“不低俗”的皇帝的新装，是权力自恋而专横的独白式“大庆”，是身影模糊变成一团火的“唐福珍”们，是变本加厉扩大自由和不自由世界之间信息鸿沟的“白名单”，是那些被制度的丑恶不断埋葬在煤矿中的身躯，是那些无数个生于这不合时宜的时代的“中国孩子”们，是《蜗居》和飙升的房价，是无数个充满了沉默的悲辛的人生。有太多的理由，有太多的无奈，让我觉得，我们正身处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和国家。
但我又有理由说：有另一种希望在生长：在改革者的坚守里，在智识者的呼号里，在维权者矢志不渝的步伐里，在乡间和街角，在日常平凡个体每一次不懈的抗争里，在微弱但依然顽强发育的市民社会里，在尊严里，在人性里，在良知里，在对人的爱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里。希望之所以不灭，也许正是因为即使正义暂时被践踏，它也不会彻底泯灭于人心。
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在这个年份里所走过的路，所发出的呼号，所经历的屈辱，所满怀的愤怒？他们会否为我们的些许怯懦和沉默感到羞耻？会否会因为我们的随波逐流、犬儒至上感到扼腕？会否为一个民族在一个应该毅然抉择的时刻却裹足不前甚至倒退感到痛心疾首？会否像我们慨叹帝国余辉的残阳时分那样，对今天我们每个人正在书写的历史感到伤感和无奈？带着这些来自子孙们的巨大问号，我们该思考：在下一个十年，“丑陋”但又“美丽”的中国人，如何为不愧对子孙们的拷问而努力？
我要为2010年许下这些愿望：
愿真正美好的道德出自可以自由思考的人心；
愿信息和真相在阳光里通行无阻；
愿人们不再生活在谎言和恐惧里；
愿本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再需要通过燃烧生命来捍卫；
愿让权力的豪夺之手被彻底捆绑；
愿鲜活的生命不再被漆黑的煤炭吞没；
愿新建的房子不再突然扑向那一个偶然出现的飘零的生命；
愿祖国的马路上不再出现“七十码”；
愿新建的大桥不再需要用胶水来修补；
愿为了国家建言献策的人们不再被宣判为国家的敌人；
愿人民富足、幸福，愿土地江河安宁、万古长青；
愿乡村不再荒寂，愿都市不再成为漂泊者的噩梦；
愿天下的父母们平安，愿他们的孩子们永远不再生错时代；
愿中国自由、强盛，永远美丽。
华人物理学家高锟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历史上第九位获此殊荣的华裔。这则喜讯让很多国人兴奋了一把。虽然高锟教授不是中国籍，但毕竟是同种同族的华人。正如大名鼎鼎的杨振宁说的那样：“高锟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香港中文大学、全香港乃至所有华人都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也有人议论纷纷，提出这样的反思：这九位获奖者无一例外都是身处异邦，何时才能出现本土的获奖者呢？在这个问题上，杨振宁信心百倍地鼓舞国人：“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不过，前景是否真会如此令人振奋，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人声鼎沸的议论纷纷中，关注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如何才能获奖，以及为什么中国本土无人能获奖这些问题上。诺贝尔奖本身，或者说，一切表面上看是用来激励人们为科学和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奖项本身的意义究竟何在，它们所要激励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样的问题却被强光聚焦的那夺目的一刻，挤入了晦暗不明的地带。
是的，我们有必要回到诺贝尔奖本身的意义，有必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和政治的纷扰，来审视这个奖项背后的真谛，审视对问题的不同关切背后所隐含的不同价值观和社会心态。
一个人所皆知的传奇故事说，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当初设置这个奖项来鼓励全世界一切为科学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们，是因为对自己发明炸药给世界和平带来的破坏感到悔恨。从1901年初次颁奖直到今天，诺贝尔奖及其相关附属奖项总共颁发了537次，包括从1921年的爱因斯坦到2009年的高锟，从1917年的国际红十字会到2007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内的829位全世界各地的个人或组织获此殊荣。
然而，当人们为获奖者的巨大成就和荣耀感到振奋不已的时候，他们却倾向于忘却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829位获奖者中没有一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任何一项伟大的发现或者发明，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和崇高的奉献，都不是为了那个光环四射的奖项而存在的。相反，任何一项足以彪炳千秋的科学和人文成就，都是在非功利的状态下，凭着人类天性中的好奇心、独立审思的精神、卓绝的努力坚守、正直不阿的良知取得的。作为科学的“门外汉”而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如此，那些奔波在非洲战乱的土地上，为人类的和平默默奉献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同样如此。
换言之，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为这个奖项而生的。据报道，高锟获奖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老年失忆的症状，模糊的意识状态中，他对获奖消息的回应，只有“很好”两个字，仿佛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一样。即使已经获奖，他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他毕生所思考的科学问题，以及他对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是比这个奖项本身更加重要的事物。比奖项更重的，是探索者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对知识、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不懈追寻。说到底，是对人本身的热爱。没有这种人文的终极关怀，而只是把科学和知识当作实现功利目的的手段，就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科学成就，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诺贝尔奖所寄托的精神意蕴。
如此看来，除去那些因为政治分歧或者学科歧见而带来的争议不谈，这个奖项本身，以及那些为人类进步与和平作出重大贡献的获奖者们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于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简单的问题的思考。我们更应该思考是：我们对科学、知识、以及人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科学和人本身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究竟只是工具或手段，还是真正的目的？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绵延5000年的历史文明中，并不缺乏创造和进行科学探索的精神和智慧。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创造力依然在现代化狂飙突进的改革历程中展露无遗。问题在于，在我们的价值观体系里，是否始终缺乏一种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关怀，那么一切的思考、奋斗，都只能是把人以及一切知识、科学扭曲倒退为手段。没有对人本身的尊重和关怀，就难免会丧失思考的心灵自由，难免会失去对最纯真的好奇心和知识兴趣的坚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亿万应试教育的高考大军中，在官学合一、学术行政化的壁垒中，在近乎歇斯底里的狭隘的国族意识中，看不到诺贝尔奖降临本土的希望。因为真正至高无上的荣耀是献给真正自由坦荡的心灵的，当心灵被捆绑上功利而短视的计算，连起跑的动力都没有了，如何可能飞翔？
目光的焦距决定了视野广阔的程度，也决定了何种风景能够进入精神的领地。我们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不是何时能够诞生中国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应该放下奖项的包袱，去认真思考如何才能为一切愿意自由飞舞的心灵创造无拘无束的舞台，如何让真正自由而勇敢的心能够摆脱功利得失的计算，摆脱恐惧，摆脱他人的地狱，摆脱一切不自由的捆绑，让他们忘却一切奖项的诱惑，直接面对宇宙和人的内心深处，凭借自己的良知和执着，向科学和未知领域进军。如此，才能为民族精神的飞跃，才能为国家的繁荣，打下比GDP、比遍布全球的廉价商品、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更加坚固可靠的根基。
载《中国报道》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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