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文绉绉

按：先前这首诗是放在原来的blog上的。舍不得放在那里荒凉了，现在挪过来。 via 礼物之诗 摘自 Dreamtigers, 作者Jorge Luis Borges, 英译 Harold Morland，中译 Dianlin 请不要以为因为眼泪或者责备 我就轻慢了上帝所彰显的全能， 他用超凡的讽刺 同时给了我书本和黑夜。 在这座书之城，他使得这些眼睛 成为失明的统治者， 只能在梦幻的图书馆中，阅读 每个崭新的黎明所赐的无意义的章节。 赐给清醒的忧虑。徒劳的一日 双目沉浸在无尽的卷本， 难以阅读，有如那些 腐烂在亚历山大城的天书。 古老的希腊故事讲过某个国王 死于饥渴，尽管人们已供奉他甘泉和鲜果； 我陷于迷茫，我从这高耸、漫长却又瞎了的 图书馆的这一头跋涉到那一头。 书架上徒劳地摆满了 百科全书、地图册，东方 和西方，一切世纪，王朝， 象征，宇宙和宇宙学。 在黑暗中，慢慢地，我用 迟疑的拐杖探寻这空洞的昏暗， 我曾用它来描绘一个 被装扮成图书馆模样的天堂。 一定有某种无法被称作 仅仅是偶然的东西掌控着这一切； 某个其他人也曾遇见这昏暗 在有书和黑暗的其他的日子里。 … Continue reading →

1812年卢德运动雕版宣传画 via 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今年可真是多事之秋。现在又来了网瘾的话题炸弹。网瘾戒除大师杨永信（已经成了网友眼中的“羊叫兽”）的电击疗法引发巨大争议，后又传出少年死在犹如集中营般的网瘾戒除所的新闻。 柴静在《新闻调查》里的报道，算是国家媒体第一次对这种技术恐惧症的后果作出的相对严肃和客观的反应。透过报道，人们终于看到这种对网络技术的歇斯底里式恐惧反应的致命后果，人们也第一次明白：原来不仅对网络的过分沉迷会带来伤害，对网络技术的恐惧性反应同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其实，这种对新兴传播技术的恐惧心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技术的恐惧，其实反应的是一种对社会关系本身所出现的裂痕和重新修补过程的焦虑。因为技术 本身并不会决定什么，也无所谓对错，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使用这种技术，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使用的。所以，对网络技术的恐惧，和历史上一切对技术 的恐惧一样，反映的是人们对新技术的使用给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冲击的恐惧。 在英文里，人们用卢德分子（luddite）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对新技术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人。该词源自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纺织工人所杜撰的一个民间传奇形象奈德·卢德。卢德分子的特征就是为了捍卫传统手工纺织工人的利益，以暴力方式大规模捣毁现代纺织设备。现代卢德分子的一个极端典型，是美国著名的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Ted Kaczynski，由于极端仇视现代电脑技术，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向学校以及航空部门邮寄了无数炸弹，导致多人伤亡。 其实不仅是在技术急剧变革的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阶段，即便是在此前的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人们对新技术的出现，同样会有类似的反应。印刷术在早 期的欧洲被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打破知识垄断的能力，会对政教合一的皇权和教权统治结构形成冲击。即便是在印刷术早已普及、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很 普遍的现象的19世纪，人们对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戒心也依然根深蒂固。在《傲慢与偏见》里，虚伪的表哥柯林斯劝诫伊丽莎白不应该读那些“有伤风化”的 通俗小说，而应该多读《圣经》和劝世文式的道德文章。这说明，人们恐惧的真正对象其实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对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冲击。 至于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电话等现代娱乐和信息传播方式出现后，人们一方面对新技术充满美好的憧憬，但另一方面社会意识中的恐惧和戒心 也日益强烈。基本上，技术救赎论和技术恐怖论，从来都是形影不离的。佩恩基金会在1930年代资助的电影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其背景是当时盛行一时的魔弹 论，一种将传播技术的作用无限机械夸大的流行的观念。之后，对报纸、电视，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类似的大众心理其实一直是在不断循环出现的。 人们曾经讨论过儿童对小说、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的沉迷，并且也曾经极其忧心忡忡地讨论如何帮助儿童们对这些危险的事物保持免疫力。40年代精英分 子对美国文化进入英国后所带来的靡靡之音的仇恨，呼应着80年代国家权力对邓丽君的恐惧。这反映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健忘症，即人们其实总是在重复同一种 后来被证明错误的或者过分夸张了的反应，总认为一种新的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断裂是令人震撼的，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在拾前人的牙慧而已。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虽然今天看起来恍如隔世，但在对网瘾盛行的恐惧，以及以父母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的焦虑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历史和社会心理的巨大惯性，我们会惊愕于在狂飙突 进的现代化中，原来我们的进步是如此之少，原来在巨大的变革的迷人的面纱下，我们错愕和惊恐的表情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 这种“技术恐慌症”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恐慌症”，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恐慌症”。因为，技术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它只是一个表象，一切围绕技术 的争论、狂喜、恐惧，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反应。当父母们满腔热情的表达自己对孩子们沉迷于“魔兽”的世界，而不再把目光投向这个无比现实无比金钱 化的世界的时候，他们透露了自己以及整个成人世界在培育和维系一个健康的家庭人伦关系上的彻底失败。网络只不过是为那些脆弱的幼弱的心灵们提供了一个通向 另一种现实的渠道。当一个渠道关闭的时候，网络只是开放了这另一种选择而已。如果成人世界不是去修补和完善那个日渐破败的空间，而是企图通过类似电击这种 残酷而恐怖的威慑手段，试图恢复自己遭到挑战的全面掌控未成年人世界的权力，那么，最终的结局将是致命的。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技术恐慌的历史过程中，现代医学或者科学都以权威的面目成为推行种种惩戒手段的合法借口。这种知识的权力对自由和生命的压制，透过福柯对监狱和医疗诊所的分析，早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这其中自然也不能忘记政治权力对知识控制和社会惩戒系统的催化、巩固和利用。 杨永信以所谓专家和科学权威的面目出现，不仅获得了焦虑不已的成人世界的欢呼，同时也获得政府所颁发的荣誉称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代表了知识 的权威对未成年人身体的统治，更代表了整个成年人世界和政治权力的利益。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是整个国家权力对作为未成年人的国民的惩戒和整个成人世界对 未成年人世界施加统治的结合点，把家庭、人际关系和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腐朽、溃烂、蛮横和破败通过这种真实又荒诞、科学权威却又极端残暴的方式紧紧联系在 了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貌似科学、权威、不容置疑的人物，却要依靠电击这种类似于虐待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达到他的科学目的。权力统治下的现代科学权威的悖论就在于，一个理性的目的却要通过非理性的手段来实现，一个貌似健康的社会却需要通过疯狂来医治自己的病。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究竟是孩子们病了，还是整个成人世界病了，究竟是那些需要训诫和惩罚的“沉迷者”病了，还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关系和权力体系病 了？如果孩子们的“网瘾”需要医治，那么成人世界的对金钱、权力、专制和暴力的迷恋，是不是也需要医治？在一个已经因为权力和金钱的异化极端扭曲的社会关 系中，在一个因为价值崩溃而溃烂已久以至难掩腐臭气息的社会中，究竟谁更有资格来医治谁？ 一个健康的社会对技术的态度，应该既不是盲目乐观的乌托邦主义，也不应当是盲目排斥和恐惧的悲观主义。人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最需要警惕的是他们自 己，而不是技术和那些因为使用这些技术而变得陌生的其他人。在技术恐惧的问题上，成人世界需要医治的是自己对技术和未成年人世界的偏见和无知，一个家庭需 要医治的是危机四伏的亲情关系，一个社会需要医治的是自己沦丧殆尽的价值体系，一个国家需要医治的是自己满目疮痍的体制弊病。如果无视这些问题，却把孩子 们作为体制和社会关系溃烂的替罪羊和牺牲品，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病吗？ 遗憾的是，人们最难做到的就是救治自己的病。或许，鲁迅那句“救救孩子”的名言，应当改为“救救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