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杂谈

应某君之邀做这样一个忏悔接力。 Confession 1-I can be either a leftist or rightist, even both of them, or neither of them, depending on where I live. (In a country without freedom and justice, it’s not enough only to be a leftist or rightist.) … Continue reading →

江**纺厂成立了保持党员先进**国主义学习小组，在江**路管理局协助下，通过宝**士公司，与蒙牛酸酸**山分销点组成了开放**互式的讨论组，认为google退出中国事件赤裸裸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群众***。 如果你看到这段匪夷所思的话，请不要费解，请不要惊讶，因为经过了真理捍卫系统二十七层道德净化，你看到的是一段据说无比纯洁的中文——即便这段话中的梅花符号，只是这个契而不舍的制度的一次小小无意之作而已。 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语言史上的一朵奇葩，这段话不仅体现了我们时代语言与政治的重大秘密，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制度伟大的唐吉珂德精神。它的顽强意志，驱使着它向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语言宣战，对着人民的道德这架风车，勇往直前。它的眼神充满对肮脏字眼的仇恨和不屑，它对精神净化的需求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要把人民嘴上的每一个词语都里外三层洗刷刷，并且以为这样世界就和谐、人性就高尚了，那种维持在虚伪臣服层次的权力结构就将万代永固了。 可惜，词语与道德从来就不是必然关联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之士，却往往惨败于他们的下半身；而市井小民满口污言秽语，却操守端正、实诚为人。但如今这自认为掌握了宇宙间唯一真理的制度，却要把这无耻和道德的天平颠倒过来，把道德变为任由自己强奸的妓女。甚至向祖先馈赠的语言开战，上演这史无前例的荒唐剧，也在所不惜。 布迪厄说，一切斗争都是词语的斗争。词语事关重大。在这个神奇的国度，词语不仅事关道德廉耻，更事关对是非曲直的定义是被权力肆意扭曲还是坚持名实相符，同样事关如何防止权力对民意的强奸这一最大的不道德。在这场斗争中，污言秽语被悖论式地宣布为符合人性的道德的同义语，而假借道德之名强奸道德的伪道德则被永远推入无耻的行列。 词语必须被捍卫，正如出自真正人性的美好道德同样必须被捍卫一样。

@ 2009年最后一天写下下面这篇日记。 2009年的末梢，我以及那千万个“80年后”中最年长的一批人，将彻底走到二十几岁人生青春年华的终点。人生中最纯洁美好的青春将彻底逝去，迎接我们的应该是一个健壮而美好，不再充满幻觉、脚踏实地的未来。我们应该带着的是“三十而立”的稳健步伐，面对人生和这个国家的一个新阶段。 但就在这个年份，在艰难转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的这一页，充满的是“不低俗”的皇帝的新装，是权力自恋而专横的独白式“大庆”，是身影模糊变成一团火的“唐福珍”们，是变本加厉扩大自由和不自由世界之间信息鸿沟的“白名单”，是那些被制度的丑恶不断埋葬在煤矿中的身躯，是那些无数个生于这不合时宜的时代的“中国孩子”们，是《蜗居》和飙升的房价，是无数个充满了沉默的悲辛的人生。有太多的理由，有太多的无奈，让我觉得，我们正身处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和国家。 但我又有理由说：有另一种希望在生长：在改革者的坚守里，在智识者的呼号里，在维权者矢志不渝的步伐里，在乡间和街角，在日常平凡个体每一次不懈的抗争里，在微弱但依然顽强发育的市民社会里，在尊严里，在人性里，在良知里，在对人的爱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里。希望之所以不灭，也许正是因为即使正义暂时被践踏，它也不会彻底泯灭于人心。 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在这个年份里所走过的路，所发出的呼号，所经历的屈辱，所满怀的愤怒？他们会否为我们的些许怯懦和沉默感到羞耻？会否会因为我们的随波逐流、犬儒至上感到扼腕？会否为一个民族在一个应该毅然抉择的时刻却裹足不前甚至倒退感到痛心疾首？会否像我们慨叹帝国余辉的残阳时分那样，对今天我们每个人正在书写的历史感到伤感和无奈？带着这些来自子孙们的巨大问号，我们该思考：在下一个十年，“丑陋”但又“美丽”的中国人，如何为不愧对子孙们的拷问而努力？ 我要为2010年许下这些愿望： 愿真正美好的道德出自可以自由思考的人心； 愿信息和真相在阳光里通行无阻； 愿人们不再生活在谎言和恐惧里； 愿本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再需要通过燃烧生命来捍卫； 愿让权力的豪夺之手被彻底捆绑； 愿鲜活的生命不再被漆黑的煤炭吞没； 愿新建的房子不再突然扑向那一个偶然出现的飘零的生命； 愿祖国的马路上不再出现“七十码”； 愿新建的大桥不再需要用胶水来修补； 愿为了国家建言献策的人们不再被宣判为国家的敌人； 愿人民富足、幸福，愿土地江河安宁、万古长青； 愿乡村不再荒寂，愿都市不再成为漂泊者的噩梦； 愿天下的父母们平安，愿他们的孩子们永远不再生错时代； 愿中国自由、强盛，永远美丽。

华人物理学家高锟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历史上第九位获此殊荣的华裔。这则喜讯让很多国人兴奋了一把。虽然高锟教授不是中国籍，但毕竟是同种同族的华人。正如大名鼎鼎的杨振宁说的那样：“高锟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是香港中文大学、全香港乃至所有华人都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也有人议论纷纷，提出这样的反思：这九位获奖者无一例外都是身处异邦，何时才能出现本土的获奖者呢？在这个问题上，杨振宁信心百倍地鼓舞国人：“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不过，前景是否真会如此令人振奋，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人声鼎沸的议论纷纷中，关注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如何才能获奖，以及为什么中国本土无人能获奖这些问题上。诺贝尔奖本身，或者说，一切表面上看是用来激励人们为科学和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奖项本身的意义究竟何在，它们所要激励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样的问题却被强光聚焦的那夺目的一刻，挤入了晦暗不明的地带。 是的，我们有必要回到诺贝尔奖本身的意义，有必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和政治的纷扰，来审视这个奖项背后的真谛，审视对问题的不同关切背后所隐含的不同价值观和社会心态。 一个人所皆知的传奇故事说，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当初设置这个奖项来鼓励全世界一切为科学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们，是因为对自己发明炸药给世界和平带来的破坏感到悔恨。从1901年初次颁奖直到今天，诺贝尔奖及其相关附属奖项总共颁发了537次，包括从1921年的爱因斯坦到2009年的高锟，从1917年的国际红十字会到2007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内的829位全世界各地的个人或组织获此殊荣。 然而，当人们为获奖者的巨大成就和荣耀感到振奋不已的时候，他们却倾向于忘却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829位获奖者中没有一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任何一项伟大的发现或者发明，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和崇高的奉献，都不是为了那个光环四射的奖项而存在的。相反，任何一项足以彪炳千秋的科学和人文成就，都是在非功利的状态下，凭着人类天性中的好奇心、独立审思的精神、卓绝的努力坚守、正直不阿的良知取得的。作为科学的“门外汉”而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如此，那些奔波在非洲战乱的土地上，为人类的和平默默奉献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同样如此。 换言之，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为这个奖项而生的。据报道，高锟获奖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老年失忆的症状，模糊的意识状态中，他对获奖消息的回应，只有“很好”两个字，仿佛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一样。即使已经获奖，他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他毕生所思考的科学问题，以及他对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是比这个奖项本身更加重要的事物。比奖项更重的，是探索者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对知识、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不懈追寻。说到底，是对人本身的热爱。没有这种人文的终极关怀，而只是把科学和知识当作实现功利目的的手段，就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科学成就，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诺贝尔奖所寄托的精神意蕴。 如此看来，除去那些因为政治分歧或者学科歧见而带来的争议不谈，这个奖项本身，以及那些为人类进步与和平作出重大贡献的获奖者们所能够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于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简单的问题的思考。我们更应该思考是：我们对科学、知识、以及人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科学和人本身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究竟只是工具或手段，还是真正的目的？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绵延5000年的历史文明中，并不缺乏创造和进行科学探索的精神和智慧。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创造力依然在现代化狂飙突进的改革历程中展露无遗。问题在于，在我们的价值观体系里，是否始终缺乏一种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关怀，那么一切的思考、奋斗，都只能是把人以及一切知识、科学扭曲倒退为手段。没有对人本身的尊重和关怀，就难免会丧失思考的心灵自由，难免会失去对最纯真的好奇心和知识兴趣的坚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亿万应试教育的高考大军中，在官学合一、学术行政化的壁垒中，在近乎歇斯底里的狭隘的国族意识中，看不到诺贝尔奖降临本土的希望。因为真正至高无上的荣耀是献给真正自由坦荡的心灵的，当心灵被捆绑上功利而短视的计算，连起跑的动力都没有了，如何可能飞翔？ 目光的焦距决定了视野广阔的程度，也决定了何种风景能够进入精神的领地。我们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不是何时能够诞生中国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应该放下奖项的包袱，去认真思考如何才能为一切愿意自由飞舞的心灵创造无拘无束的舞台，如何让真正自由而勇敢的心能够摆脱功利得失的计算，摆脱恐惧，摆脱他人的地狱，摆脱一切不自由的捆绑，让他们忘却一切奖项的诱惑，直接面对宇宙和人的内心深处，凭借自己的良知和执着，向科学和未知领域进军。如此，才能为民族精神的飞跃，才能为国家的繁荣，打下比GDP、比遍布全球的廉价商品、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更加坚固可靠的根基。 载《中国报道》2009年第11期。

《实话实说》要下课了。我一下子想到十四年前，隔着强烈的干扰听到对岸的“敌台”评论刚开播不久的《实话实说》被暂停“整顿”的消息。 如今，它终于要死了。虽然十四年来，被“实话实说”的差不多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节目，并且能够维持十四年才死，恐怕背后 还是有些隐着的期待。那就是这个时代对极度稀缺的“真话”的渴望，哪怕这只是一个名号呢？人们至少可以在国家喉舌那里看到一个以“实话”冠名的节目。 现在连这个名字也消失了。一个对实话充满恐惧的时代，连“实话”这个字眼也要彻底从公众话语里抹去。 对那些据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人们来说，实话是无用的，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的事物，一切都只是不同话语的碰撞和游戏。即便有一个真相固定下来，那也是暂时的，是不断漂移的。娱乐圈可以说是最先跑步进入后现代极乐世界的一群人。 娱乐化正是符合了这样的时代修辞术。央视把《艺术人生》这样的节目推上去，所谓强档组合，无非就是披着艺术的外衣进行的娱乐化。这样，在一个事实贫乏的媒体空间里，娱乐取代了对真实的追寻，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结构所梦寐以求的。 可是，对天朝治下的大多数人民来说，生老病死的巨大现实，是与后现代的歌舞升平毫不搭界的。在一个长久以来事实被权力控制和扭曲的体制下，“实话”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公共产品。但在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方面，我们的体制不仅是无能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恐惧做出这样的改变。说到底，它是站在实话的 对立面的。只有实话的稀缺才能维持它的神秘性、垄断性和控制力。 即便是所谓的《实话实说》，存在于一个没有任何公共性可言的制度中，却要装出一幅公共的姿态，祭出“实话”的大旗，但却同样是与实话绝缘的。在这个 据说迈向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上，我们看到的其实从来就是一个实话的幻影。《实话实说》除了造就了崔永远与和晶这样的电视名人，但可曾留下一丝实话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话实说》的死去也许终结了一个当代电视史上的传奇，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纷纷扰扰的个人恩怨和体制纠缠，但对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 的总体 状况来说，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在对事实的生产和获取方面，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连失去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一个实话被小规模批量供应、小心翼翼包装、层层策略性掌控的神奇国度。我们苟活在一个事实荒芜的沙漠里，过去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会如此。 所以说，我们曾经有过《实话实说》，但我们却从来都没有实话实说过！现在这个节目被停播，正好可以名实相符了。作为世界第一大“非实话”集散地的央视，除去了以“实话”冠名的节目，正好可以成全它自己了。从此不必扭捏作态，假装清白，而是可以大方娱乐、歌功颂德了。 好在有网络这个新兴的载体，让我们不必为了一个以实话命名但其实跟实话没啥关系的节目的离去感到惋惜，让我们不必为了揣度圣意必须一年被没新闻的联播强 奸365次，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娱乐爆炸取代对制度的质疑的时代，窥见权力苍白的嘴脸。虽然这依然不是一个实话大行其道的时代，但我们的确在前无古人的 翻墙运动中，看到了在一个并不那么后现代的国家，人们对基本事实的渴望和执著的信念。

via 下午在办公室写东西，朋友来电说：特大新闻，罗京去世了。我打开网页，看到了消息。倒不 觉得特别吃惊，只是为这样一个生命的离去，感到痛惜。就像对待成都无辜死去的二十五条生命，以及失踪在大西洋的那些生命一样，是同类对同类的爱怜，对他者 疼痛和死亡的一种移情的感受，一种人性的本能。 不过，罗京这个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很大程度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象征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中 最为奇特的制度所特有一种话语模式。他在二十多年的播音生涯中所建立的那种风格和形象，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的背后，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传统和制 度。所以，这条新闻不仅是关于个人的生和死，人类和疾病的生死搏斗，个人命运的无常，同样也事关这个公共形象所承载的国家的符号学、播音学，乃至政治学， 以及过去和未来在当下的话语留存。 我们的制度不仅需要东厂的现代翻版，同样也需要一些精明、果敢、庄重而大气的嗓音。他不仅需要能让一切肉体灰飞烟灭的力量，同样也需要《动物世界》里温柔体贴的带有磁性的语调。在这种制度里，任何一个带有修辞色彩的音调，或者胸腔共鸣技巧的运用，都浸透了浓厚的权力气息。 想起来，似乎一切类似的制度，都需要一种字正腔圆的播音学。那个从失败的画家变为元首的 人，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民的播音员，不厌其烦的通过初生的有线广播，把时代的安抚传送到每一个高贵而失意的群体成员的灵魂深处，然后塑造了一个意志的胜 利的民族和它高效运转的绞肉机，创造了毁灭和疯狂的奇迹。那个写了教科书并且按照这个教科书改造国家和人性的人，以及那个在学习这本书教科书的精髓方面登 峰造极的人，也是如此。 这就是字正腔圆的谱系学。 至于罗京所象征的《新闻联播》，只能说是这个谱系在漫长的腥风血雨之后的一个依然具有高分贝音量的遗迹。他的长长的尾巴，一直延伸到久远的过去，沿着它的身躯，你可以看到从山头到独立王国，再到燕京之地，再从这里放大到四海之内的足迹。 字正腔圆意味着这种表达方式需要一种刚性，潜台词是这些词语所构成的意志是权威的、具有 真理性、高尚的、唯一的、严肃的、没有性欲的、不容争辩的、不可调侃的、不可轻视的。总之，这不是市井的聊天，有问有答，你来我往。它不是问号，不是省略 号，而是句号，是感叹号。它是依靠禁止和否定来肯定的事物。换言之，它不是人类的语言，而是神的戒律。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播音员的培养，都要按照字正腔圆的模式来训练，一定把好端端的说人 话的方式变成非人的方式。因为它要做神，不要做人。它要做给人训话的主人，而不是与之对话，让彼此成为相对平等的对话者。整个这样的教育模式，依靠一个神 一般发布指令的制度来获得资源，获得生存的资格。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有字正腔圆潜质的人培养成绝对的字正腔圆的机器，一丝差错都不能有，就像设置好的精密的 电脑程序那样，执行来自天庭总管的指令。但最无辜的恐怕应该是那些广播学院的喜欢早上睡懒觉的人，每个清晨很多人都不得不被这些电脑程序发出的声音吵醒。 可以说，这是一种非人的、形式压倒内容的说话方式，它洪亮的气势、轻巧的拿捏、婉转的意 蕴，无一不是以强调服从政治CPU的绝对意志为最高原则。结果是，这样的语言学、声势学和行为艺术，掏空了人性、人格和身份，把这个制度的非人的力量以字 正腔圆的方式在这个以改革命名的时代，加倍扩散，使之在无人问津的精神荒漠里，载歌载舞、繁荣昌盛，源远流长、永垂不朽。 这种语体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以新闻冠名的节目，其实没有新闻。在这个荒诞的现实里，词 语和它所命名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以光速在增加。但是，与那个极端偏执的时代充满火药味的语言“炸弹”相比，它又是温和的。主席时代在遍布全国的幕布上上映的 新闻影片，被压缩到短短三十分钟的电视机里，不但是反映了传播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同样反映了一种不变的惯性。 罗京去世了，我们是在哀悼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有着人类一切伟大和缺陷的生命的消逝。但是， 那个已经衰老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话语模式，却以不可挑战的气势依然占据着人类五分之一成员晚上7点到7点半的集体记忆。显然，它比它所寄生的任何个体的生命 更长久。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就是在罗京去世好多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很有可能还要继续“享受”这个字正腔圆的“艺术”的熏陶。 这才是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的真正悲哀。 2009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