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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文是我应传媒学术网的要求写的一篇关于留学感受的文字。 接受这个邀请，从留学海外的背景出发谈谈一些对本学科的体会，我感到十分忐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所进行的联合培养项目的特殊性（双学位，但学习的时间基本上是国内和国外对半开），也因为我对海外背景本身并不十分在意，所以担心所谈的可能会文不对题。 我始终把中国问题本身作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出发点。这需要一个参照系，这自然包括过去，即传统，以及他者，即西方，而落脚点则在近代直至当下的中国。在这个大的框架里头，核心是当下和不久的未来的本土问题意识，即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如何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具体的问题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方法和路径的问题。这个大的前提不能满足，对像传媒研究这样的社会科学取向的学科来说，很容易陷入知识和方法的误区。 不管是留学背景还是本土背景，真正立志于做中国问题研究的学人，都必须能够清楚把握本土问题的逻辑和事实脉络，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准确定位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问题意识，以及方法路径。所以，是否有海外留学背景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在知识的经纬线上定位自己。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中西学术鸿沟依然存在，但我认为已经大为缩小了。况且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西南联大那样没有和平、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尚且能大师辈出，如今在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反倒乏善可陈，关键还是在于学术所属的体制所培育的学术心态、行为方式和群体氛围，在于体制所营造的话语规则是否模糊了核心问题的焦点，是否不断复制和强化了一种伪问题意识。 在澳大利亚这个西方世界的边陲地带待了短短两年不到，我的总体感觉是，与欧洲和北美一样，这已经是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政治、身份认同、文化多元化等问题占据了学术话语的中心舞台，虽然金融危机本身似乎还在提醒现代问题依然远未彻底终结。这与中国学术界面临的语境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并存的复杂的转型社会。这是一个如秦晖所言的既要WTO，也要NGO的未成型的威权市场社会。 这种语境差异，每每导致我在与海外同行的沟通上出现问题。正如知识社会学所揭示的，学术的视角往往决定于社会结构。如果把不同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状态看作是不同的结构，那么不同的结构之间的差异也会决定不同的学术关怀的焦点不同。从这个意义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部分已经后现代化，部分尚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复杂混合体。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这个存在体的巨大当量，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距离后现代性很遥远的世界。比如，当我们讨论中国农民工的处境问题时，总是面临西方批判意识的“错位”的质问。之所以错位，是因为从西方视角出发的批判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基点。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必须强调是在特定语境下这样的质询更有意义，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而在中国语境下，却并不一定如此。 西方学术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同样关照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问题，但讨论的更多是他们的身份和文化问题，是政治和经济的、同时（而且更加重要）也是文化上的公正问题。在流动人口研究方面，传媒和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所谓“流离失所”（diaspora）研究。不能说在中国语境下这些问题就不重要了，但起码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中国，由于最基本的流动自由尚处在户口制度的钳制下，最基本的劳动权利尚处在一个劳资和权力的关系不平衡的状态中，因而缺乏合理保护，因此，身份和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尚不是最最性命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批判角度出发，对中国的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会面临很多误区。在一个不被资本剥削就被贫困所苦的社会，资本再罪恶也比取消人的生存权更加人道。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情形所决定的。但同样的，这并不等于说，对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只能得出结论说，被资本剥削是唯一的结局。相反，循序渐进的通过制度变革来落实劳动权利的保障，同样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而在产业已经转型，工人阶级已经普遍中产化的西方社会，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劳工既不会被过度剥削，也不会被贫困所苦，更不存在权力与资本合谋捞取人口红利的状况。如果看不到全球化时代这样不同社会语境的差异，就会产生对现实的误读和对理论视角的误用。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说在海外学习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学术思考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不会是读多了几本英文书，多出席了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多结识了几位海外学者，而是通过这种语境和问题角度的巨大差异，来反思自己，反观我们自身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制度环境和特定地理区位给我们限定的诸种条件。我们可以把海外求学的经历本身也看做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实践，一种类似于反思性社会学的人类学观察，其目的在于进一步突出自我意识的明晰性，从而为真正的主体性的培育找到可能的出发点。这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沟通理性。跨文化交流本身也是一种通过他者视角建立主体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民族自尊性膨胀的过程，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发现他者，理解他者，宽容他者，同时也把这种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转化为对自身的再度发现、再度理解和承认。 这并不是说，研究者不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去做相对微观的行为分析和对策性研究。但学术不应当仅仅包括这些立竿见影的对策性分析，学术的终极旨趣当是知识的进步以及公共利益和人类福祉的增进。至于那些遵旧有循意识形态和权力逻辑为特定政策和利益集团写注释的“文本”，应当不再真正的学术范围列，因为它们既无法为人类的思想增进新的知识，也无法增进普遍利益，相反，它们捍卫的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特权。关于这几类知识分工的差异，在西方世界是区别的比较清楚的，相反在中国，则由于价值体系的混乱和社会转型秩序的混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